尤委員美女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這次很多委員提案修正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、
之五，就是加重刑責的部分，而法務部認為這部分沒有修改的必要。從歷年詐欺案件的統計數
據來看，當刑度達到一定程度後再加重刑責，並不會達到嚇阻的作用，關於這點，次長同意吧
？
主席：請法務部邢次長說明。
邢次長泰釗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是的，同意。
尤委員美女：從歷年詐欺案件的統計數據來看，關於地檢署偵查案件終結數字，從民國 94 年開始
，詐欺案件數目逐年不斷上升，到了 98 年，件數達 7 萬多件，那時整個社會真的是陷於詐欺案
的恐慌當中，而當時政府採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行政措施，包括 94 年 5 月通過銀行法第四十五
條之二，即銀行對於存款帳戶應該要負善良管理人責任，而且對於疑似不法或是顯屬異常交易
的存款帳戶，得予暫停存入或提領、匯出款項；在 95 年 4 月也根據此一銀行法的規定訂定了存
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，在法院、檢察機關、司法警察通報後銀行就可
以有明確的法規依據，予以即時的監控、暫停帳戶的交易、避免受害人去匯款等，也就是因為
有這些法律的修改及行政上的措施，從源頭加以管制，才有可能讓詐欺案件予以嚇阻，而不是
去增加刑度。換言之，增加刑度是無法嚇阻的，次長同意吧？
邢次長泰釗：百分之百同意。
尤委員美女：在 97 年至 99 年之間，其實詐欺案件數是相當高的，監察院那時也發揮了威力，提出
了 4 份調查報告，包括 98 年 8 月糾正金管會；98 年 9 月糾正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調查局及相
關調查單位；98 年 10 月糾正 NCC、行政院新聞局及教育部；98 年 11 月糾正政府情治、檢調及
警政單位等。同時要求這些的單位必須有更強橫向協力、協助及協調的義務，然後要有即時訊
息的通報、彙整，還有警示帳戶的核對、加強內部員工訓練，並且把這些事項列入內部控制及
稽核的項目之一，也就是用以上的方式來防制詐欺案件數的攀升。
除了以上的措施，還有 165 防詐騙專線，在此要對警政署 165 防詐騙專線給予很大的肯定，
即使到今天，只要隨時有新的詐騙手法出來，每個人都可以在手機上收到相關的警訊，包括最
近新的詐騙手法是什麼等，若民眾發現有奇怪的情況，也可以撥打 165，然後他們是 24 小時接
聽，而且態度非常良好，然後也會告訴民眾這可能是詐騙或是可以做什麼樣的處理，就是透過
這樣的行政措施，讓人民提高警覺、讓人民不會變成受害者，而不是用刑法去加重刑度來加以
嚇阻，因為那是沒有用的，對不對？
邢次長泰釗：是。
尤委員美女：也就是因為如此，詐欺案件數從 7 萬 4,000 件逐年下降，到現在則是剩下 3 萬多件，
從趨勢圖來看，真的有明顯的下降，而法務部今天的報告也指出，不應以加重刑責的方式處理
，而是應從源頭加以管制，但這又牽涉到不加重刑責，又如何達到威嚇的效果呢？事實上，103
年已經把電信詐欺的部分加重刑度了，但 103 年詐欺案件數並沒有明顯的下降，甚至還有微幅
的上升，表示即使加重刑責，還是不能發揮威嚇的作用。事實上，加重刑責還可能會造成這與
其他案件之間刑度上的失衡，這在今天的報告中也有提到。
另外，使用刑責是希望可以達到威嚇的目的，而現在的刑事政策，包括監獄政策，把人抓去
關的目的就是要讓其悔悟，經矯正之後能夠重回社會，但刑度愈重、關得愈久，與社會的隔離
愈大，而且現在監獄人滿為患，有時就會變成「小尾的進去、大尾的出來」，即原來屬於幼稚
園的層級，進去後在裡面學習各種精進的手法，出來後可能就是大學或是研究所的層級了。
因此，光是加重刑責是沒有用的，而委員提議加重刑責的目的，是因為在肯亞案一連串的案
子中，刑度要達 3 年以上，才能視為國內的犯罪，不然就沒有辦法有所連結。而你們的報告也
提到，這些犯罪其實還是可以處理的，像有的案件領款地是在台灣，表示結果地在台灣。在此
我要打臉你們，肯亞案發生的時候，在法務部第一次對媒體發表聲明時，一直提到台灣沒有任
何連結因素，台灣是不能管的，所有被害者都是在中國，整個犯罪事實完全是依照中國公安給
的犯罪事實來發言，這跟今天所寫的報告又不一樣，可是第一，這是中華民國的人民，依國際
慣例，國民主權在我們，所以當然就要送回來給我們管轄；第二，既然領款地大部分都在台灣
，當然就有連結因素，即我們是有管轄權的，但你們卻一直對外表示，所有受害者都是在中國
，台灣沒有受害者，所以台灣不能管，雖然這是前朝政府的事情，但是希望各位在將來有多少
證據對外說多少話的時候，請你們不要隨著別人，尤其是不要隨著中國去歪曲事實，在沒有證
據的情況下，怎能說這些人全部都是詐騙集團呢？
邢次長泰釗：是。
尤委員美女：你們一直說他們沒有提供你們任何的證據，所以你們憑什麼說這些人是詐騙集團呢？
另外，根據你們的統計資料，在加重詐欺既遂案件中，以行為人擔任的角色來做區分，你們將
其分為 7 類，這 7 類裡面第一類是最嚴重的詐騙集團首腦或出資者；第二類是車手或是提款者
；第三類車手團負責人；第四類是蒐集帳戶者；第五類是機房打雜人員；第六類是機房資訊技
術人員；第七類是機房電信詐騙人員；可見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樣，甚至裡面還有一些是因
為自己被詐騙了，後來又被迫從事詐欺的人，所以不同的類型擔任不同的職位，在加上有的是
被害者轉為加害者，這些在刑度是否應有所不同？
邢次長泰釗：是的。
尤委員美女：你們把這些全部都說成是詐騙集團，都應該判重罪，但是因法律規定得太輕，變成都
是在縱放這些所謂的詐欺犯，以上是你們法務部對外的說詞。事實上，在你們自己的統計資料
中，都已經把這些犯罪類型分析得如此細膩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類型，不同的類型本來就應該
承擔不同的責任、負擔不同的刑責，怎麼能把這些人都認為是首腦或是大壞蛋呢？然後你們就
以非常簡化的方式來對外說明，造成全民一直誤解，台灣就是在縱放這些詐欺集團的詐欺犯，
然後每位被判的刑都很輕。
而且據你們的統計，在這 7 類當中，人數最多的是車手，這些車手根本就不是首腦或是主使
者，甚至他們可能連主使者是誰也不知道，他們只是下面的小螺絲，當初可能只是去求職，然
後人家告訴他每個月可以領多少錢，工作就是負責打電話，他可能只知道這些事情，而這些人
全部都要判 3 年以上有期徒刑嗎？不對吧！因為參與程度的不同，或是由被害者轉成加害者，
所以不同類型當然要有不同的刑責，而不是一味的加重，而且也不是當事件發生的時候，用非
常簡化的話語去讓社會誤導所有的詐欺，尤其是電信詐欺犯，台灣的刑度太輕，所以都是在縱
放他們，造成社會一直以為我們法律處罰得太輕，也造成多位立委為了迎合民意，所以提出加
重刑責的法案。
總之，這樣的錯誤在肯亞案發生的時候，給了外界錯誤的引導，所以以後類似的事件發生時
，請你們有多少證據講多少話，也請你們用精準的話語來對社會說明。還有，誠如徐國勇委員
所言，雖然偵查不公開，但檢察官、檢察署經常把案件事實、筆錄洩露出來，因此，希望你們
在最短時間內，去把這些洩露的人找出來，然後予以究責，不能含糊籠統的只做到有可能是誰
做的，也就是把責任全部推給別人，就像我是軍人，槍在我的手中，我就有義務保管，若槍流
出去了，不能有任何的藉口，比方說這可能是睡覺時被拿走的。本席認為，這麼嚴重的洩密案
，希望你們務必把洩密者找出來並究責，也就是屆時請提供懲處名單給我們。謝謝。
邢次長泰釗：好的。謝謝。